京城来的主编正是刘芯武,蓉城人,79年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其作品《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作。
刘芯武目前痴迷于马尔克斯的小说,他觉得,这是中国文学未来的方向之一。因此,他要大力倡导,大力引进。
“我晓得你,余切。你为啥子要泼我们的冷水?”他说。
“因为马尔克斯只是把自己所见所闻如实的记录下来,在自己的创作里并没有添加什么想象。”余切说。
“你有什么证据?”
“马尔克斯这个人在自己的访谈中,谈到拉美和欧洲很不同,在他们那里,有持续几个月的暴风雨,有亚马逊河,而欧洲只有阴雨连绵和多瑙河,没有大江大河,没有大风大雨……所以欧洲人一看到他的书,就觉得是‘魔幻现实主义’,但他是‘现实主义’,没有魔幻两个字。”
余切还补充道,“这个‘魔幻’现实主义,是以西方认知体系中的‘现实’为基础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用以构建自我的‘他者’的材料,有一种明信片式的异国想象,是西方对非西方之外的世界‘非理性’、‘非正常’的蒙昧落后的投射。这是别人的一种歧视性用法,我们偏偏还跟着去学……”
刘芯武听到一半,脑袋上开始冒汗了:
妈的,怎么一开头就是歧视?
你这是哪个年代的打法?
“我们这里没有懂西语的,没办法验证你说的真假,你有其他证据吗?”
“证据就是去年,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上的演讲,他从头到尾没有谈他的文学,更没有谈什么魔幻现实主义,他谈的都是拉丁美洲的历史、社会、政治现状。他请大家真正的来关心、来理解拉丁美洲的现实,这些现实和西方人眼中并不一样,不魔幻,但也是现实。”
“你难道会西语?”刘芯武问道。
“我自学了一点。”余切回。
他还真会一点,上辈子本科生已经开始卷到学第二外语,余切断断续续的学了点。不仅是西语,余切还学了日语。
现场确实没有会西语的,但翻译一篇演讲稿是容易的,只需要稍后找译者验证即可。
其实,余切简直想骂娘了——这事儿堪称是国内对《百年孤独》的最大乌龙,跟风了一个连作者本人都不认同的概念,持续了几十年,这些人,比马尔克斯还要懂《百年孤独》。
刘芯武在几年后因为发了些过了头的伤痕文,被踢出了《人民文学》,接着他写了张认错书,又跑回来重新当主编,自此,他似乎就失去创作舒适区,把精力都投入到对《红楼梦》的研究。
现在,情况有点僵住了,有个懂点西语的小伙子指出大家在胡扯空谈,然而,大家却无法反驳他。
黄兴邦出来打圆场,他问余切,“你真的还懂西语?”
“懂一点。”
刘芯武插话,“我不信!”
于是,黄兴邦就笑道,“余切毕竟是燕大生,还是状元。”
没有再做什么解释,不需要做解释。
状元这个名号还是够硬的,不至于被立刻否定。
但刘芯武觉得自己大老远从京城过来,结果被一个小子否了,让自己像是演绎一场行为艺术,面子挂不住。
他于是道:“余切,你可能写小说是有天赋的,但我们搞文学研究,要的是胆大心细,主要是心细,要小心的求证……现在国内都在追捧魔幻现实主义,你偏偏说没有这个东西,你不拿出点东西来,让我们怎么信服?”
“你要真是有水平的话,写一篇有理有据的研究出来,我给你发到期刊里面接受人批评……你要是没有,就不要打扰我们了。”
得!
来活儿了。
有关于《百年孤独》的研究,和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是有相似之处的,就是一堆红学家们研究尽了书,不得不研究作者本人和当时社会,结果却找到了远远实在得多的料。
马尔克斯这本《百年孤独》的猛料,余切偏偏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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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描写了许多看起来匪夷所思的情节,因此被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
其中最著名的是描写跨国橡胶公司(原型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对要求涨工资的工人开枪射杀,根据主人公何塞阿尔卡蒂奥的描述,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置身于一辆夜间轰隆隆驶向大海的列车上,身边全是一排排工人的尸体。
他们都摆放在装香蕉的货架上,火车足足有两百节车厢。
这列火车载着三千多工人的尸体,向大海驶去,就像是倾倒熟透变质香蕉一样都扔到大海里。
然而,主人公死里逃生回来后,忽然发现不管走到哪里,别人都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印象,似乎军队从来没有开过枪,工人从来没有过散步。
西方人看了,就觉得马尔克斯写的太扯了,他这种情节还有许多,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
这是马尔克斯本人写的真事儿,但是,最后连他自己都搞懵逼了,他十几岁的时候在家乡逢人就问这件事情,当时的工会领袖告诉他真的死了几千人,外国记者报道说死了至少几百人,后来马尔克斯名满天下,得以查看当地的历史卷宗,在哥伦比亚官方的资料里,只死了7个人。
结果,又过了些年,一些资料得以解封,发现1928年当时的联合果品公司和当地军阀,在各地进行的逮捕和枪杀持续了足足三个月,最终死亡的工人远远超过了三千人,远远不止两百节车厢。
这能说是魔幻现实主义吗?
这是保守主义。
余切接了个新活儿,就是要证明国内搞的《百年孤独》这一套讨论完全是南辕北辙。
别人写的是阶级兄弟的真实血与泪,你在这跟西方出版商的洋风说他搞魔幻现实主义。
马尔克斯本人,肯定是不太开心的。
但要是提前告诉马尔克斯这回事,让马尔克斯搜罗证据,然后,凭他现在大文豪的盛名,真相说不定就能水落石出。
寄一份去哥伦比亚的信,在八十年代的国内,需要什么程序?
余切一边尝试用西班牙语写,一边打听。
研讨会这帮人得知余切要开始写信了,全跑来看他写的东西,然而毕竟是看不懂的,只是称赞余切的勇敢。
人家是蜚声国际的大作家啊,才刚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渴望跟他建立关系的全世界各地作家多如牛毛,你也算是籍籍无名的小子,却敢寄信过去打扰人家。
万一觉得我们中国人不礼貌,那就不好了。外交无小事,措辞一定要十分的谨慎、客气。
说不定,这是古老中国和哥伦比亚大作家建立的第一次非正式联系。
这封信,甚至惊动了马识途。
有天他带着川省大学的西班牙语教授,一个姓陈的中年人,过来见余切。
“余切?”他俩趴在窗口外喊。
“诶!怎么了?”余切站起来了。
“还怎么了?”马识途领人进来,把自个儿的帽子脱了,阿莱弓着腰给俩客人上茶,站一边听。
阿莱先拿开水烫一遍搪瓷碗,然后沏茶,端给马识途和陈教授。
马识途一瞥:“阿莱,怎么就两杯茶?”
他意思是茶不够喝。
“我们这次来学习,只发了两个搪瓷碗。”阿莱老实答道。
这种带有鸳鸯图案的搪瓷碗很受欢迎,家家必备,一度成为结婚嫁妆,许多农村家庭一直用到了下个世纪。
“还来一碗茶,要热的。我那正好剩一个搪瓷碗,一直发来没用,你qie拿来用,要快。”
阿莱既问清楚了地方,一边走,一边想,四个人,三杯茶,老子沏茶,老子还没得喝?
等等,为什么我默认了是给余切的?
但是,好脾气的阿莱没有计较,最终都端上来了。
这时候,马识途抓着帽子不停扇风,催促陈教授道,“看看余老师这个西语信,写的怎么样?你来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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