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政全面在南直隶执行，无数士绅心底在骂娘。

平日那些对士绅们客客气气的胥吏、粮差，个个好似吃了药，都敢直接闯门催缴税赋。

因为现在地方官吏们头上悬着一把刀，前面吊着一根升官的胡萝卜，不效死命不行啊。

若是之前，地方官员对朝廷这种得罪士绅的政令不满，大不了辞官不干，还可以回家做士绅。

辞官回归田园生活简直不要太爽，远离官场纷争，身边美婢环绕，时不时的参加各种诗会，以文会友，这叫养望。

辞官的士绅拥有优偓的生活，安逸的环境，那身体当然是越养越棒。

而大明皇帝的命一般都不太长，辞官当士绅慢慢把皇帝熬死了，自己通过养望，名气和资格也就有了，新皇上位一般都能复出。

主动辞官不但能避开风险，说不定还能加官进爵，更上一层楼，主打一个以退为进。

但现在却不行了，你辞官可以，却不能影响税收，要不然就是怠政，还要查你任期内有无贪赃枉法。

而且摊丁入亩，税收还是递增式的增长，你土地越多，要交的税就更多，士绅的利益已经被大大的降低，辞官回家当士绅已经不那么香了。

所以地方上的官吏们就有人欢喜有人忧。

那些想进步的官吏可谓是干劲十足，磨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不想进步就有丢官的风险，为了不失去权力，想保住官位也是被逼无奈的开始努力了。

执行新政除了容易得罪人，但也是最容易出政绩的。

于是南直隶就出现各知府、知州召集下面的县令，发出了执行力最强、后果最严重的命令：“若是不能及时完成今年的税赋任务，让本官丢官、掉脑袋，在本官丢脑袋前，会让你们先丢官掉脑袋！”

县令们回去后也是紧急召开大会，对着县衙的县丞、主簿、六房司吏、典史等一众大小官吏狂喷，“若是你们不效死命，让本官不好过，你们谁也别想好过。”

反正就是斧头击凿，凿击木。

上头下达了催缴任务，中间各部门层层往下压，最后落实到基层终端。

然后各县的皂吏、粮差上门催缴税赋的情况。

如今朝廷废除了奴籍和贱籍制度，为官府当差的衙役、皂吏、粮差不再是贱业，子女后代有参加科举的权利，所以现在去士绅家催缴也相对更有了底气。

县级的六房胥吏纳入朝廷考效评功，给予一条上升通道，表现好的有机会去新设的官吏学院进修，通过考核后可以升官。

现在推行新政，对他们就是一个难得机会，只要做出政绩，就是前程似锦，这时不抓住了，更待何时。

如此一来，大明这个国家机器，算是运转起来，新的税赋机制开始真正的执行起来。

面对上下一心的官府力量，士绅们心里但骂归骂，税赋却不敢再少分毫。

因为以前的各种搞事情，哭庙抗税，集众闹事、联合士绅上书等方法，好像都不顶用了。

毕竟哭庙这个惊天大案革除了数千生员，砍了200多个脑袋，震慑效果实在是杠杠的，严重打击了士绅们抗税的信心。

不说那200个血淋淋的人头，就是光革除数千生员功名，都足以让士绅感到绝望。

革除功名就等于没了任何优抚特权。

生员泛指秀才、茂才、庠生、相公等。

大明生员的特权太多了。

除了表面的衣着、房屋和日常用具规格上的直观体现外，还有更多的是实质性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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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免瑶役，还享受地方官府的钱粮补贴，有向官府上公事的权力。

还有诉讼特权，见官不跪，就是犯罪也不能随便用刑，只能打手板，不能打屁股等等。

生员作为大明的后备官员，如贡举制度，特别是选贡制度，是专门面向生员制定的选拔机制。

生员科举落榜之后，除了继续参加科考获取乡试资格外，还可通过岁贡、选贡、恩贡、纳贡等途径进入国子监学习，而后经过历事、考核、选拔后，最后被授予官职。

被革除功名后，就等于被踢出了这个特权阶级的圈子，今后想出头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陈之遴勾结陈明夏，被打上了通敌叛国、破坏新政的罪名，被抄家夷族。

朝中一众官员生怕被陈之遴牵连，纷纷写信给家中，一再叮嘱，不得延误国课。

以前的税赋一般都是能拖就拖，拖个十来八年都是常态。

若是能熬死皇帝，新皇上位大赦天下，这个大赦就有减免税赋的一项，官绅们一番操作，那前面拖着的税赋就可以不用交了。

所以大明皇权的变更，让很多官绅们血赚，他们巴不得三年死一个皇帝。

如今却不敢拖了，说不定给你来个破坏新政，勾结建奴鞑子的罪名。

毕竟谁在北方没个同窗好友，鬼知道锦衣卫都查到了些什么，若是被查到夷族就不好了。

新政强而有力的在执行，头铁抗税的自然还有不少，但影响不了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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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

朱由崧一直密切关注着新政的实施进展，但最近收到的一份关于苏州府有人煽动织工罢工的密奏却让他格外重视。

仔细阅读完这份密奏后，朱由崧陷入了沉思。

实际上，对于这样的事件，他并不感到意外，且大致猜测到了这件事的起因。

原来，皇家商行明华堂和钱氏联合推出了新型的织造机械，这种机械大大提高了产能，迅速占领了市场份额，使得其他江南的织造商户难以与之竞争，加之新农税的执行，已经让部分商人感到恐慌。

由于新的织造机械的推广，以及皇家商行明华堂与钱氏的合作，将会导致许多织工面临失业的风险。

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煽动，这些织工们起来反抗也是情有可原。

目前，新政主要集中在农业税收制度改革方面，有军队维持秩序，暂时没有引发大规模动荡。

然而，面对眼前的形势，朱由崧不禁思考：是否应该进一步推动商业税收制度的改革呢？

商税、农税这两者关系到大明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会给整个国家带来严重的影响。

毕竟，江南地区从事织造行业的人数庞大，保守估计也有数百万之多。

事实上，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崩溃和瓦解，最终归结起来都是因为经济问题，即朝廷的财政困境。

明朝后期的几位皇帝也一直在努力寻找解决财政问题的方法，但无一成功。

朱由崧认为这些皇帝之所以失败，除了爱面子、怕得罪人、怕被史官记载、担心留下骂名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理念存在问题。

由于长期生活在深宫中，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的观念，早已深深地印入每个帝王的内心深处。

毕竟，向士绅征收税款是一件极其得罪人的事情，皇帝们害怕得罪天下的士绅阶层，导致无人愿意治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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